第三章：《周易》哲學思維方式的歷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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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對比看一看先秦的諸子哲學與古希臘城邦時期哲學到底有何不同？又是為何造成的不同？

希臘哲學起源於前公元六世紀。「在希臘的上古時期，人類對世界的看法都是由神話來決定的，對神，英雄或非凡事件的描述，使世界的產生及其秩序，人類的本質以及民族的習俗，變得能夠讓人理解。這些神話故事經由風俗習慣而深入人心，同時，因為它們鮮明而生動，激發起人們豐富的想像力和強烈的性感。不過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和眭相處的地方，由於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廣泛的交流，神話的地位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因為不同民族對世界的看法各有千秋，經過比較就會發現，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未必就那麼正確，那麼理所當然。首先，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人們開始了批判性的思考，他們不再依靠傳統或權威，而是憑藉經驗和理智來尋找問題的答案，並力爭讓每個人對這答案都能夠理解。對事物進行理性的解釋，依靠的不再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啟示，它們的基礎是單純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根本事物，比如各種不同的力，萬事萬物的起因或自然規律。在對世界進行理性解釋的基礎上，哲學誕生了。」（中譯本《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唐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的確，古希臘在哲學出現之前，人們生活在神話中，並且也是多神信仰。但希臘的神話優美動人，不具有神秘思想。荷馬時代，詩人們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把流傳各地的神靈編織進神話故事中，為希臘宗教提供了一個信仰系統。古希臘哲學出現，是把人從神性中解放出來。而中國在哲學出現之前，人們生活在巫術中，還沒有出現神話傳說。希臘的神話孕育出了希臘哲學，換個說法希臘哲學從神話的母體中突破出來，而促使哲學的突破，正是商業的動力。

是商業促成了希臘哲學從神話世界裏突破而出。在古希臘古典時期哲學之前是屬於自然哲學，是對世界基本規律或起源的探討，隨著探討的深入，這個問題逐漸分離成兩個問題，即有關「組成現實世界的基本元素」以及「決定其存在形式的規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奠定了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的基礎。

古希臘的哲學最早是自然哲學，併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首開先河，他們認為像水或空氣這類重要的物質，是組成萬物的基本元素。而畢達哥拉斯用數學的方法解釋現實世界存在的規律。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處於純粹的運動變化之中。恩培多克勒認為，水、土、空氣和火是組成現實世界的四大永恆基本元素。早期自然哲學中最著名的是德謨克利特有關原子的學說，認為宇宙間萬物都是原子組成的，而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質。

古希臘哲學是西方文明的火種，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而古希臘最早的哲學是自然哲學。知識精英非常關心自然，熱心研究自然問題，這與其海洋商業貿易經濟分不開。

公元前5世紀中葉，雅典成為古希臘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出現了一批以教授演說的論辯術為業的思想家，被稱為智者，他們討論的中心集中到人類社會政治倫理方面來。「人」成為研究的中心，為了反對傳統奴隸主貴族統治的制度和思想。代表人物是普羅泰戈拉，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哲學命題。希臘哲學探討的重點問題發生了改變，哲學家們開始關注人，以及由人創建的文化和社會。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受到理性的審視。在詭辯學派（智者）的推動下，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誕生了。

希臘政治哲學的歷史背景

希波戰爭（前500—前479年）後，雅典逐漸成為海上的霸主，雅典也成為希臘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海上霸權全盛時期，正值其經濟進入繁榮階段，與此同時，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盛極一時。民主政治的實施很快就為各派學說的爭鳴創造了條件，百家爭鳴的局面，又為科學、哲學、文化藝術、教育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

「儘管民主局限在少數自由的男性公民身上，不過，還是使公民大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會，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要想影響國家的政治決策，人們必須在公開場合進行演講，並想辦法使自己從眾人中脫穎而出，得到大眾的關注。……詭辯學者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不是偶然的，雅典為公開討論提供了寶貴的自由和空間。」（《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2頁）

而不是所有希臘的城市國家都建立了民主政體。雅典最大的對手——斯巴達，就是建立起帶有濃厚軍事色彩的奴隸主貴族寡頭政治。在希波戰後，希臘經過一個時段的繁榮後，在它內部終於燃起戰火。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發生了戰爭，即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年），最後雅典戰敗結束了這場戰爭。由此希臘的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

而希臘古典時期的哲學（古典時期的三個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正是希臘城邦製從繁榮走向衰落的時期產生的。古典時期大體指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40年代馬其頓統一希臘以前的100多年時期。

在希臘哲學的古典時期，「當人們提出一個一個問題：為什麼現行法律就一定要得到遵守？從這一刻開始，希臘的政治哲學就誕生了。是否有一個自古以來就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律」？所有由人類頒佈的「人為的法律」，都會隨著地點和時間的變化的變化而相應地改變嗎？怎樣證明一個國家的政治統治是「合法的」？在希臘哲學的古典時期這些問題都與建立「最好的國家形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應該怎樣使國家中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關係變得井井有條？……詭辯學派第一次提出：現行法律與自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既不是上帝創造的，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由人制定的。詭辯學者首開先河，最早提出著名的「契約理論」。他們認為，國家之所以形成，是建立在國民之間達成契約的基礎上。……蘇格拉底提出「公平的本質」這個問題。古典希臘哲學從蘇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開始，他在這場有關法律的討論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詭辯學者一樣，他也以雄辯著稱；對他來說，法律不僅僅是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在他看來，必須通過理性的思考來找到公正和平等的標準；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蘇格拉底還鞭策自己，對政治的現行標準產生的原因的原因進行深入的研究。柏拉圖在雅典人民法院宣讀了為蘇格拉底撰寫的《辯護詞》，其中談到蘇格拉底是怎樣對希臘政治家提出「公正的本質」這個問題，這本身就蘊涵了這位政治家的智能。因為蘇格拉底提出了「政治行為的價值標準」這個問題，使自己的信仰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同時，也為自己樹立了不少敵人。」（《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4、25頁）

「蘇格拉底的繼承人柏拉圖（前427—前347年）是古代最著名的研究國家問題的哲學家，在他主要著作《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公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本著作的核心內容。」（《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8頁）

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不僅討論了公正問題，而且對城邦（國家）護衛者的教育問題，對兒童時期的教育問題，反對神話性的教育，優生學問題，婚姻自由問題，獨身問題，宗教，道德，文藝，詩歌問題，專政，獨裁，共和，民主，男女平等，男女參政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如《理想國》第八卷對政體問題的討論：

「格：我本人的確極想聽你說一說，四種政製你指的是什麼？

蘇：這並不難。我所指的四種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稱的四種。第一種被叫做斯巴達和克裡特政製，受到廣泛讚揚的。第二種被叫做寡頭政製，少數人的統治，在榮譽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處的。第三種被叫做民主政製，是接著寡頭政製之後產生的，又是與之相反對的。最後，第四種，乃是與前述所有這三種都不同的高貴的僭主政製，是城邦的最後的禍害。你還能提出任何別種政製的名稱嗎？所謂別種政製，我是指的能構成一個特殊種的。有世襲的居君主國，有買來的王國，以及其它介於其間的種種類似的政治制度。在野蠻人中比在希臘人中，這種小國似乎為數更多。

格：許多離奇的政治制度，確曾聽到傳說過。」（中譯本《理想國》柏拉圖著[古希臘]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9頁）

《理想國》一書是通過對話與辯論的方式，來闡述國家政治理論，這就是最早的政治哲學。而我們的古典哲學裡從無討論過國家政體，也不談國家合法性問題，更不涉及公正問題。而是致力於王權體制下權力等級維護和分析統治策略。只有從君主角度去維護或獻計獻策，讓君王如何去統治「天下」。多討論的是政治謀略，也從沒有「正義」這一概念。

而《理想國》裏卻貫穿著對「正義」的討論，如：

「蘇：克法洛斯，您說得妙極了。不過講到＂正義＂嘛，究竟正義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有話實說，有債照還就算正義嗎？這樣做會不會有時是正義的，而有時卻不是正義的呢？打個比方吧！譬如說，你有個朋友在頭腦清楚的時候，曾經把武器交給你；假如後來他瘋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會說不能還給他。如果竟還給了他，那倒是不正義的。把整個真情實況告訴瘋子也是不正義的。」①

「蘇：哦，我明白了。看來我們正在考慮的不單是一個城邦的成長，而且是一個繁華城邦的成長。這倒不見得是個壞主意。我們觀察這種城邦，也許就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裏，正義和不正義是怎麼成長起來的。我認為真正的國家，乃是我們前面所講述的那樣——可以叫做健康的國家。」②

「蘇：我說，我們關於國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見並非全屬空想，它的實現雖然困難，但還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的對，象我們前面說過的那樣做。只要讓真正的哲學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權。他們把今人認為的一切光榮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賤的無價值的，他們最重視正義和由正義而得到的光榮，把正義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過促進和推崇正義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軌道，你看我說得對嗎？」③

「不管怎麼說，願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惡和善。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④

（註：①第5頁②第58頁③第276頁④第380頁見《理想國》）

《理想國》是政治哲學。柏拉圖通過老師蘇格拉底的死，對雅典民主製有所懷疑，因他的「理想國」裡所嚮往的是哲學家出任對國家的管理。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是智慧的愛好者，他不僅愛智慧的一部分，而是愛它的全部。」①

「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須排除出去。」②（注①第193頁②第191頁見《理想國》）

柏拉圖有關國家的學說，在西方哲學史中，第一次勾畫了有關理想國度的藍圖，至今仍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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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認為人具有社會性。「他給人下的定義是「政治的生物」，他們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在國家中建立理想的共同生活。人類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在國家中的集體生活，只有在那裏，他們才成其為「人」。在其著作《政治學》中，亞裡士多德對不同的希臘憲法作了比較，嘗試找出一種最符合人類天性的政治組織形式。」（《哲學史思路》中譯本第32頁）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是古希臘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學論著，是對希臘諸城邦的政製進行分析與論述。如《政治學》中的經典政治觀點：

「政治學並不製造人類，然而它使人類脫離了自然，並駕馭自然。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人，在最完美的時候是動物中的佼佼者，但是，當他與法律和正義隔絕以後，他便是動物中最壞的東西。

人生最終價值在於覺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於生存。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智慧，不僅僅存在於知識之中，而且還存在於運用知識的能力中。」

（亞裡士多德《政治學》中譯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亞裡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乃至整個希臘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僅總結了以前所有哲學家的思想並且澄清了他們的混亂。把自然哲學和本體論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代表了希臘哲學的最高水平。亞裡士多德主要著作《工具論》、《物理學》、《論靈魂》、《形而上學》、《政治學》、《詩學》等。留傳下來的著作內容廣泛，涉及邏輯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形而上學，天文學，政治學，倫理學，修辭學，詩學等。

古典時期的希臘哲學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為代表。可以說他們是古希臘哲學的頂峰。他們的思想不僅體現了希臘哲學的最高水平，而且對整個西方哲學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西方哲學由此而奠基。

古希臘學術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在於追求知識。希臘語哲學的一詞，原義是愛知，科學一詞原義知識，知識代表真理。亞裡士多德有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而我們的古典哲學（即先秦哲學），所表述的內容並不是「愛智」，而是「愛治」，即治民術或統治術，是維護王權政體的君主統治術。

我們現代所講中國哲學史，不是從孔子講起，就是從老子講起。他們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源頭，並沒有把《周易》當成哲學。而恰恰《周易》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源頭。中國的哲學正是由《周易》而奠定。《周易》構建的君子治國的主體性與道德性與《周易》構建的「民本」（君子愛小人）思想及《周易》裏的政治憂患意識，無不貫穿了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以及後封建帝王時代裡的哲學思想，都沒有超出這些內涵（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成為披在二千年帝王專製者統治其子民的光彩外衣）。

中國的古代哲學史是一個繼承與延伸的歷史，同理中國的古代哲學思想也是一個「連續性」的性質。孔子的哲學思想是個承上啟下的作用，上承《周易》，下啟後封建儒學。先秦哲學，無論「儒」、「墨」、「道」、「法」均可稱為政治哲學（或君主統治術）。中國古典哲學，唯獨體現在治國的學說上，即讓統治者（王）如何去統治，其內涵，總體上是「專製主義」。

如劉澤華所言：「中國傳統文化在內涵上也與政治關係極為密切。中國傳統文化較為注重俗而不追求神學，人，人性，人際關係在其中佔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然而，它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相比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它雖然也是以人為對象，為本位，但它所強調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設法如何統治人，桎梏人，束縛人，琢磨人！所以人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最發達的是政治倫理文化。先秦諸子為中國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礎，並提供了基本的思維模式。而在先秦諸子中除了「莊學」之外，其也諸子幾乎都是為了「乾世主」而作的。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把各派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勾畫出來，指出各派都是維護統治所不可缺少的：＂陰陽，儒，黑，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其內涵的實質是專製主義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維護封建統治。＂（劉澤華等著《專製權力與中國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頁）

中國先秦既無古希臘時期的自然哲學，也不同於古希臘的政治哲學。無論儒家讓統治者（君王）以仁政治國，還是法家讓君王專政治國；也無論道家的「無為」及「愚民」的學說，或墨家的尚賢，都不過是為君王獻出的統治學說。不過就先秦這些思想學說，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難能可貴的，是在諸侯爭霸的環境時空裏產生的。到帝王的後封建時空裏，再沒有了獨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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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思想家們生來見到的是王權統治，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其它政治體制，又沒有去過海外見到過其它形式的政體，也只能圍繞著王權統治討論如何統治而已。

《周易》哲學思想在歷史上，不是給遮蔽，就是被扭曲。孔子被當成儒家的創始人，又被後封建時期裡推崇為聖人，而崇奉著孔子成了萬世師表。而孔子的學說（即《論語》）也就成了帝國時期裡的治國聖典。自家的說與注說《論語》的太多了，我們不妨聽聽外人對孔子及學說的評說。西方大哲學家黑格爾有這樣的說法：「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裏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中譯本《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97年印刷第119頁）

筆者不認為黑格爾講的有什麼過，筆者也認為《論語》在理論系統性上不如《周易》，而且在思想與思辨上更遜色於《周易》。《論語》倒像是為蒙學兒童編纂的一本啟蒙書，不是一個獨立者的哲學思考。卻像是一位智慧的老者在講述收集的成語，箴言。即往惜的經驗智慧而已。孔子倒像是一位智慧的家長在諄諄教導其家庭成員，如何不越規矩，而循規蹈矩的生活。這正是家長製下的統治與文化，才能產生孔子（即《論語》裏）的這種智慧。

不過若把先秦儒學系統的串起來，就看到儒家的精神實質。儒家思想雖然重道德性，是講政治主體（即統治者）的道德性建設。在先秦諸子學說裡看不到像古希臘古典哲學對「正義」、「真理」、「民主」、「政體」這些內容的討論。而突出的是統治謀略。「道德性」只是讓統治者，治理百姓的一種政治策略（即貫穿中華古代幾千年的「民本」主義）。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核心就是道德政治學說，即讓統治者行德政，那只是道德政治烏托邦。黑格爾有一段論述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中國人有一個國家的宗教，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這個宗教尊敬天為最高的力量，特別與以隆重的儀式慶祝一年的季節的典禮相聯繫。我們可以說，這種自然宗教的特點是這樣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為自然的主宰，舉凡一切與自然力量有關聯的事物，都是從他出發。與這種自然宗教相結合，就是從孔子那裏發揮出來的道德教訓。孔子的道德教訓所包含的義務都是在古代就已經說出來的，孔子不過加以綜合。道德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很高的修養，但在我們這裏，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體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質的規定，所以道德即表現併發揮在法律的領域裏，道德並不是單純地獨立自存的東西，但在中國人那裏，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規律，命令的規定。所以中國人既沒有我們所謂法律，也沒有我們所謂道德。那乃是一個國家的道德。當我們說中國哲學，說孔子的哲學，並加以羨慕時，則我們須了解所說的和所誇羨的只是這種道德。這種道德包含有臣對君的義務，子對父，父對子的義務以及兄弟姊妹間的義務。這裏面有很多優良的東西，但當中國人如此重視的義務得到實踐時，這種義務的實踐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內心的情感，不是主觀的自由。」（《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97年印刷第125頁）

確實儒家的道德論，是為統治者講述政治策略，成為「倫理政治」，所以先秦儒家學說被專製帝國裡定為國家哲學，即成為帝國思想上的統治地位。故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與西方「道德」內涵是不同的。

「美好生活」則是古希臘的倫理道德性質。古希臘倫理學開始於智者學派（或叫詭辨學派）的解釋運動。智者學派首開先河，對由宗教和習俗規定的生活和行為模式進行批判性的檢驗。詭辯學家提出「人是一切事物的標準」。人類行為的標準應該由人類自己來把握，依靠自己理性的思考作出明智的決定。不過詭辯學派把「善」簡化成為「有利可圖」，追求一己的私利，加以駁斥。並認為在道德行為中肯定有客觀，永恆的標準。諸如「勇敢」或「謹慎」之類之美德，一定可以經由定義給予明確的解釋，這種定義應該具有普遍性。在古代晚期希臘文化的哲學流派蘇格拉底被推崇為「智者」，即使在面臨死亡的時候，他還是保持了內心的獨立，行為也泰然自若，他保持了自我，捍衛了自己的道德標準。

柏拉圖把蘇格拉底的「道德是一門學問」改寫成「道德是一門涉及『善』這種『理會』的學問。」蘇格拉底曾對多種美德作過研究，柏拉圖挑選出四種主要的美德，「智能」、「勇敢」、「節製」和「正義」。這就是所謂的「四美德」。「四美德」學說不僅在整個古代具有權威地位，還對中世紀倫理學產生巨大的影響。

亞裡士多德是第一個把倫理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的哲學家，並對「性格美德」進行探討，及幸福的三種形式進行論述。

隨著城邦國家銷聲匿跡，而希臘化時期，倫理學比以前更加關注個人的生活方式。

在古希臘文化中，所有重要的美德和智能學說都是幸福學說，代表的是「幸福論」的觀點。「幸福論」認為，一切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通過美德才能夠實現。

希臘文化的美德學說和智能學說，確立了人類行為的基本準則，這些學說的核心內容相對統一，產生了一種「哲學的生活方式」，包括內心的獨立，與世界保持距離，泰然自若地對外界影響，以及對物質消費極有節製等。

西方古代的倫理道德學，都嘗試找到一種生活方式，目的是實現「美好的生活」。

西方的倫理道德屬於「個人」的道德，而中國古典哲學所講的道德，則屬於「國家」的道德。道德始終與政治掛勾，是統治者的道德性建設，是統治的策略，即「民本」思想的內涵。《尚書》裏的「德」是統治者配合「天命」的；《周易》裏構建的「君子」統治主體的「道德性」是對被統治者（小人）應給於愛護。《周易》裏君子擁有美德和聲望，其目的是「征邑國」。「美德」即成為「君子」王天下的資本。後儒所講的倫理道德，無論是「克己復禮」，還是「仁」等，沒有超出《周易》裏的倫理政治，雖稱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內聖外王」政治理念。儒家所講的倫理道德是真對統治者聽的，是對君子，大人，君王所講的，而不是面對「小人」，即大眾百姓的。儒家的「道德性」建設，是真對培養認為的合格統治者。儒家所講的「道德」不屬於個人的「私事」，即不是人的內心自由情感，而是「公事」，是統治者成為王天下的政治手段。「道德性」正是儒家預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鏈條上的政治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