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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學解讀》《周易》政治哲學演講(七)
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一章:《周易》文本探源

第三講:《周易》原創文本

第二節:《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

《周易》一書產生在什麼時間呢?這裏說的《周易》,就是指原創的《周易》一書,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組成的《周易》。至於《周易》裏所用的「六十四畫符號」則放到後面講述。

先秦史書《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裏所反映的繇式《周易》出現的時間是發生在春秋早期

那麼,除《左傳》一書裡記載《周易》一書之前,是否還有有關《周易》一書的記錄嗎?從目前來看,還沒有能找到證明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更早的記錄了。《詩》裏面有,《書》裏沒有。就目前已知,從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無發現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一書出現的時間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銘文,以及其他材質上的文字,都不曾發現有記載相關《周易》名稱及內容。

我們來看傳統上對《周易》產生的說法,最早是《易傳》文裡出現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帛書《易傳》(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裡記載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帛書《衷》裏有這樣的說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書,孰能辯焉?」又說:「《易》[之]興也,於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憂焉?」

這帛書《衷》文裡的說法,後來被移植到傳世《繫辭》裏。

傳世《繫辭》一文裡出現對《周易》產生的說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而帛書《繫辭》與傳世《繫辭》裏都有一樣的說法是「伏羲始作八卦。

這《繫辭》應是戰國末期產生的,到西漢前期又進行了增刪。

兩漢時期,對《周易》產生的說法又有了新的內容發展。

司馬遷已把前人說的「伏羲始作八卦」,納入到《易》裏,稱「易八卦」,「八卦」卻成了《周易》一書裡的東西了。司馬遷的這種說法,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誤解。而司馬遷又明確落實《周易》是西伯(即文王)拘羑裡推演出來的。這就是把《周易》落實到周文王頭上的最早說法了。

《史記日者列傳》裏以善卜者司馬季主之口說的更詳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記》裏說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襲《繫辭傳》裏的說法而已。《史記》裏說的「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同樣是在《繫辭傳》說法基礎上的演義化。

《史記》裏不但把《周易》(《史記》作者所講的《周易》,是面對今本《周易》)一書說是周文王創作的,而且也對《易傳》(「十翼」)給於明確的說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司馬遷不但把「八卦」歸到《易》(指《周易》)裡,而且把《周易》裏的六十四卦爻辭歸屬於周文王的創作,又把《易傳》(司馬遷時還沒有出現的《雜卦》、《序卦》)著作權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聖人創作的一部「易經」,被司馬遷神話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體(即「八卦」、「卦爻辭」、「易傳」)的一部「易」,成為帝國裡的「經」之首。故到班固作《漢書》,就對《易》(指《易經》,即今本《周易》加「十翼」)產生的說法更具體化了。《漢書·藝文志》雲:「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佔可得可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時歷三古。」

自此「人更三聖,時歷三古」成為《易》之經典與權威說法,而後來的王朝裡大抵遵循漢時的說法。

不過今天人們對《周易》產生的時間問題,有人總結出有十幾種說法。但主流話語,還是傳統上的說法。

那麼,《周易》一書是否是西周初期產生的呢?

從考古資料上已知《周易》一書所用六十四畫符號早在文王之前就產生了,而《周易》一書則在後封建時代裡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

本身《周易》一書的進步思想與文王時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時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與周公時期,王朝裡已然充滿著濃重的天命與迷信思想。從「西周書」裡記載,那時還是運用龜佔卜問吉凶,若是殷周之際或是周初《周易》已產生,但從整個西周時期裡,《周易》彷彿被蒸發掉了那樣,而沒有任何蹤跡?為何西周這段時間裏對《周易》沒有任何記載,「西周文」,《詩》,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銘文上都沒有記載有關《周易》之事。而在幾百年後,《周易》這部書,猶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傳》這部史書記錄了《周易》一書,並最先以卜筮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說明《周易》一書決不可能是西周初期產生的,因為西周官方裡的那些文獻並不反映《周易》一書。

那麼,首先能否從《詩》與《周易》裏如詩的語句及手法對比來看《周易》產生的時間嗎?

《詩》是我國第一部詩歌彙集,其詩歌產生的時間大約從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紀(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間的作品。在這幾百年的時間裏產生了不同時期的詩歌,又經過不斷地吟唱流傳,最後到春秋時期彙集成冊。

從《詩》裏看不到對《周易》一書的反映。那麼,只有通過《詩》的體裁、表現手法來與《周易》一書的寫作表現手法對比分析,看兩者產生的相關時代背景。

《詩》是詩歌的彙集,「詩」有「詩」的藝術表現手法。《詩》裏的詩句雖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詩》裏的詩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詩》裏的詩歌藝術特色是「賦、比、興」的運用,這既是《詩》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

《周易》屬於文章體裁,但不難看出《周易》一書裡有不少「詩」的表現手法。《周易》裏一些文章講究對仗和用韻,句式生動流暢、簡明洗鍊,在形式上呈現出詩歌的特徵;而且運用了賦、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

那麼,《周易》與《詩》裏的詩歌誰是誰的先後繼承關係呢?當然是《周易》受到詩歌的影響,因從詩歌產生的歷史來看,是遠遠早於《周易》一書的產生。從人類的發展史來看,詩是人類語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種文學表現形式中,無疑詩歌形式出現的最早,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文明歷史,就有了詩歌。《詩》裏的詩歌雖然產生的較晚,但不等於說詩歌形式出現的晚。文學的源頭是原始詩歌。

《周易》一書雖多有詩的表現手法,但《周易》畢竟不是「詩」,而是「文」。《周易》的體裁是「文」。《周易》一書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組成,而《周易》文章又實屬我國論說文的先驅。雖然《周易》是文的體裁,但《周易》一書在寫作手法上無疑受到詩歌的影響。《周易》一書裡的文章主要運用隱喻、象徵的方法來論證事理;而且形同於「詩」的語言與格式,這無疑是受到「詩」的影響。正確地說《周易》一書是「詩性思維」的結晶。

我們讀《周易》不但讀出政治道理,而且讀出詩歌美韻來。《周易》一書的文章句子,有著詩歌的韻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詩的體裁、詩的語言、詩的表現手法。《周易》裏不但有大量的如詩之句,而且還有通篇如詩的體裁與手法的文章有《賁》、《明夷》、《歸妹》、《艮》、《漸》等。

《詩經》裏有一首詩,其名是《鴻雁》。

《詩》裏的這首《鴻雁》一詩與《周易》裏的《漸》對比來看,兩者的寫作手法似乎沒有區別。兩者都用鴻雁起興,不過《周易》裏的《漸》只是用來一個單字「鴻」,而《詩》裏的《鴻雁》,則出現的是「鴻」與「雁」合成詞。從中國文字發展來看,是從單字發展出詞語的一個過程。

《鴻雁》一詩又是創作於何時呢?《詩》裏的詩歌分「風」、「雅」、「頌」,《鴻雁》一詩屬「小雅」裡的詩歌。

經現代學者研究,認為「小雅」中大部分詩產生於西周後期和東周初期,因有不少詩反映了時代的黑暗與動亂。《鴻雁》一詩被當今研究者認為是西周末期產生的,這首詩是亂世流浪者的哀歌。

而《周易·漸》文雖也以「鴻」起興,但表現的是與《鴻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內涵。《漸》文把一對離人的遠征與守望上升到一種愛國情懷來歐歌。《鴻雁》一詩應是西周末期還是春秋前期的時代背景。而從《漸》文的體例用詞及思想含義來看,應在《鴻雁》一詩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書的產生不會晚於西周末期。

而《詩》裏還有一首詩如同《周易·漸》文那樣用「鴻」來起興。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詩經·豳風·九罭》)

《九罭》一詩應早於《鴻雁》一詩是肯定的,此詩應是西周後期產生的。

《周易》裏的《漸》文是以「鴻」起興,共分六段以「鴻漸於乾,鴻漸於磐,鴻漸於陸,鴻漸於木,鴻漸於陵,鴻漸於阿」起興。而《詩》裏的《九罭》一詩裡以「鴻飛遵渚,鴻飛遵陸」來起興。這「鴻飛遵陸」與「鴻漸於陸」寓意非常接近。從《周易·漸》的用韻來看,更規範於《九罭》一詩。通過《漸》文用「鴻」起興的手法與《詩》裏的《九罭》與《鴻雁》詩歌的對比,推斷《周易》一書的產生早不過於西周中期,晚不過於西周後期。

上世紀的易學家李鏡池就已對《周易》裏的所謂「卦爻辭」與《詩》裏的詩歌的體例文法進行比較,以此推及《周易》產生的時代,為「成書於西周晚期」的說法。

李鏡池先生《周易探源·序》裏說:「我們現在認爲《周易》的編著,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書年代,約在西周晚期」。這是李鏡池在早期諸種說法後更改的說法。

其次看能否從《周易》一書裡尋找《周易》產生的時代信息嗎?

古今《周易》學者也多是從《周易》一書裡所記載的一些殷周之際發生過的史實,做為推斷《周易》產生時間的依據。從《周易》一書裡尋找《周易》產生的時代信息,卻不失為一種最佳方法。

傳統上認為《周易》裏反映「文王與紂之事」的內容,是在《周易》裏的《泰》篇,有「帝乙歸妹」,《明夷》裏有「箕子之明夷」,《升》裏有「王用亨於岐山」,《歸妹》裏有「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從這些文章出現的人物故事,就是發生在殷周之際的事情。大概後人讀到這些句子,就聯想到《周易》是這一時期產生的。故《繫辭》裏就認為「《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帝乙歸妹」一詞出現在《周易》一書裡,是屬於引證。

《周易》裏引用「帝乙歸妹」,是引用歷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經驗,以此增強文章的說理性。單就依據《周易》裏引用的歷史故事,如「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斷《周易》產生在這些時期,顯然是沒有說服力。也就會把《周易》一書裡的引用故事,當成《周易》一書時期發生的事情給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書所引用的歷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與帝乙還有八代時間),武丁廟號高宗,是盤庚後第三代王。這一歷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裏的《既濟》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這種引用若算是證據,以證明《周易》裏反映了武丁時期的活動事情,就得出《周易》產生的上限來,這顯然是錯誤的。現在認為這是做文章的一種修辭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戰國時期裡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運用引用。這《周易》裏出現的「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種寫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這些歷史人物,就認為是《周易》一書產生在這一時期的證據。但不否定對歷史文獻產生時間不明的考證,不排除從其文獻書籍中看所引用的歷史事件,來推斷不明文獻所產生的時代,這只是一種考證方法而已。現代易學上一般認為《周易》一書裡反映的歷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時期,而下限是周初。作為《周易》下限的根據,是以《晉》篇中出現的「康侯用錫馬蕃庶」的故事。這是被史學家顧頡剛研究認為「康侯」即衛康叔,封於衛,乃武王之弟,稱康叔。

確實在《周易》一書裡,我們發現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時代信息。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裏有這樣的說法:「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西周建國後王都為「鎬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鎬遷洛。那麼,《周易》裏所反映的「遷國」願望,是面對西周社會,而生出的一種憂患意識。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提出遷都的願望,以改變王朝不利局面。這《周易》裏反映的「遷國」願望,無疑是西周後期的歷史背景。那麼,《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離平王東遷洛邑不會太久遠了。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後,開始走下坡路,這是事實。到西周後期已是諸侯開始相伐時期了。「天下」的名義上是周王的,而實際諸侯勢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與西周後期周王在諸侯國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處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下,寫出的《周易》一書。《周易》作者時代的西周,已是內憂外患的時期,才有《周易》一書充滿著憂患意識的基調。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遷國」的政治主張,這正是體現了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信息。

從《周易》一書內容看,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上,去維護周王「天下」的統治學說。《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樣,在面對春秋那種「天下」大亂的局面,所嚮往的是恢復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對現實,是從有家有國的現實,來思考建立一個和平相處,共同治理與維護「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國的統治者)之治的「理想國」。這說明《周易》的時代,已不是周初的時代。《周易》的作者也與周王室無關。《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為《周易》裏字裏行間的口氣,與周王室成員的語氣不同。即《周易》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利益上去維護周王的統治。《周易》不同於《周書》或《詩》裏的一些詩歌那樣維護與歌頌周王的口氣。《周易》作者更不是西周史巫的身份者。因《周易》一書內容彰顯著無神論思想。

《周易》裏並無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跡,即無歌頌西周開國有功的文王與武王,這說明《周易》作者並不與周王室有關,也說明《周易》作者以離周初相去甚遠了。從《周易》一書中還有不少反映與西周後期時代背景相關的信息,如「南征吉」,「見群龍無首吉」,「豐其蔀,日中見鬥,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構建的「君子」與「有孚(「民本」)理念,這是《周易》之前典章裡所沒有的思想。

縱觀《周易》一書內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學巫術地帶。《周易》一書既不同於西周前期的《周書》,也不同於《詩》裏的周族史詩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於戰國時期的諸子思想所走向王權主義思潮。《周易》一書正是西周後期這一特定歷史時空裏的產物,是承上啟下一個歷史交替轉換時代裡的產物。《周易》每篇都透著人文精神與辯證思想。《周易》裏既不講佔筮理論,也不涉及佔筮方法,並且還反對佔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認識這個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現實社會,完全是從客觀現實世界出發認識社會,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這正是與《周易》產生的時代有關,正是諸侯林立競爭的初期時代,也正是西周後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形成時期,即地主(眾多有國、有家者,而逐次不斷分封擁有土地者)土地私有製逐步確立時期的時代背景。才產生了《周易》這部政治智慧之書,也正是時代造就了《周易》。

總之,我們以上對《周易》一書的產生,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考證,而推定其產生於西周後期。

順便說一下《周易》的作者是誰呢

雖然後封建社會(即帝製時期)裡其主流觀念,不外認為是文王、周公這些聖人之為。但到推翻帝王專製以後至今天的百年中,對《周易》作者的研究,傳統的說法已經不是主流話語。近百年來對《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種說法,但一直未成定論。

那麼,《周易》作者是誰呢?事實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謎。不過我們可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以及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來看《周易》一書的作者,可給其畫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書)與《書》不同,也與《詩》不同。不同之處,《周易》並無歌頌文、武之王。而《詩》與《書》(《尚書》裏的《周書》)都不凡大力頌揚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王權下的親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組織與執行能力的官僚體制模式。而《周易》作者卻嚮往的是鬆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體,有點嚮往殷商的鬆散政體制度。

③《周易》裏既無稱頌周王,也不貶損商王。反而出現了兩次讚揚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績。

④《周易》作者站在歷史經驗教訓上,也曾對比商周可取的經驗教訓。如「東臨,西鄰」之說。而引用「帝乙歸妹」,卻給出的判詞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無意貶損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嚮往「君子」之治,即有國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並沒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闡述(並且《周易》一書裡,更無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製,以不同於商朝鬆散型的「王」製,西周已初具較嚴密的官僚組織體系,這可從西周銘文上的冊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產生的時代當在西周轉型時期,即分封制度崩潰時期。而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來看,作者並不嚮往西周「王天下」的政體,而嚮往的是君子(有國有家者)共治「天下」的鬆散體制。《周易》作者應是東方殷商後裔,應是殷商貴族後裔裡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採用「六十四畫符號」作為《周易》裏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畫符號」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遺產。因「六十四畫符號」在殷墟裡的甲骨中多有出現,「六十四畫符號」應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發明。《周易》裏的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是兩個朝代的產物,其發祥地應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書裡有兩套系統:一是「六十四畫符號」系統。二是文字系統(即政治哲學理論系統)。《周易》裏的符號系統,即「六十四畫符號」不是《周易》一書裡的始創,是在《周易》未出現之前早已產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明權應歸商朝人。這套符號傳承到西周後期,同樣被商朝的後裔所用,作為一部哲學書裡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運用。而西周王室裡的史巫不識《周易》的真面目,卻把《周易》當做筮書運用與改造。

⑧《周易》一書既不在《詩》與《書》裏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裡有所記載。如此一個重大文化成果,被後封建時代裡說成是文王、周公之為,可沒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裡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這說明《周易》一書不與周王室有關,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為。即不是西周官方裡產生的,應是民間產生出來的。《周易》一書被傳入周王室,被王室裡的史巫所見《周易》裏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於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裡的太史把《周易》作為一部筮書呈現於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設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裏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經驗,無疑是對西周王權政治嚴酷現實了如指掌,才有那麼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政治恐懼上的憂患。因西周王室虢奪諸侯位及誅殺諸侯大夫不是沒有過。西周時期分封的地方諸侯,並非是擁有獨立的主權之主。他們只是有周王授權且代表周王封號進行統治的「主」。

⑩縱觀《周易》一書內容,作者並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場上為其歌功頌德,或獻計獻策;而是站在「有國有家者」的立場上,構建出的一種「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藍圖。

從以上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周易》一書的作者,應是殷商貴族後裔。不過是西周後期裡殷商後裔裡的某一位精英創作了《周易》。當然從其身份來說,這個殷商後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後期裡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們還可從《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應是周朝時期(「周」是周朝之周)裡的殷(「殷」似「易」音)之後裔創作的一部政治之書,故取名為《周易》。

那麼,我們權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總之,《周易》一書被史巫閹割成筮書格式,究其因是《周易》裏那套「符號」造成的陰差陽錯。這《周易》裏雖有一套「符號」,而這套符號並不是《周易》一書裡的原創。那麼,這套符號是何時產生的?又是如何發明產生的?接下來我們講述《周易》一書裡所用那套符號初始與演變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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